《我的高考苦旅》首篇在个人公号发布后，老家的一位知情人士主动与我联络，告知：当初之所以没有录取我，除了我在面试时表现得拘谨、语言表达不畅之外，还因我在辨识环节出了差池，比如我竟然连“酒“和“水”都不能分辨。搜索枯肠，回忆起当时真的有这么一个环节，我也真的没有分清。

闲言少叙，言归正传，学中文的就有一个“掉书袋”的毛病，总喜欢言在此而意在彼，喜欢重章叠唱回环往复。

年农历“七月半”（七月初五），吃完母亲特意准备的一大碗鹅肉汤圆，我背起被子、大米，挎着一包袱腌菜，踏上了复读之路。学校还是那个牢山中学（现改名殷鹏中学），老师还是那些老师，同学还是原班同学，除了一位同学心愿得偿远赴天津求学，其余的一切都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依然是如饥似渴的苦读，依然是饥肠辘辘的饥饿，依然是夏夜将双脚浸泡在水盆里躲避蚊叮虫咬，依然是冬夜里在柴油灯的映照下将冻僵的双脚包裹在棉絮里。

复读的一年时光像水一样的流过，几乎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什么印痕。又是一年高考时，年的高考的场景如今全然忘却，连我最拿手的作文题都忘诸脑后，好像经历了一次假高考。待到发榜之日，我得到的消息不啻于是晴天霹雳：整个牢山乡中文科复读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雷广辉同学一人考取中专，我这个往届的“大专生”，是年高考连中专线都未能进入，真是应了九斤老太的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雷广辉与我同村，又是发小，小时候一起上山砍柴，一起骑在水牛背上放牛，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直是同班同学。和家贫如洗的我一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大冬天里几乎连御寒的棉衣都不曾穿上，系在腰间的腰带也是用稻草拧成的。出乎老师和同学们意料，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广辉，成了这一年牢山乡中唯一的“天之骄子”。广辉远比我幸运，虽然步我后尘填报的是信阳师范的志愿，却幸运地被郑州一所中专学校录取，毕业分配时因为一场大病没有分到县市的厂矿，因病得福地分到了省外贸，之后顺应时势下海经商，成为郑州第一份购房地图的设计者、第一场房展会的策展人，后来创办房地产营销策划公司“地产前沿”，纵横全省各地楼市。我常常为有广辉这样的同学引以为傲，我在《大河报》时代从《新闻周刊》转型到《大河楼市》，他投了赞成票，因此常常将他视为我进入地产行业的领路人。

广辉欢喜我忧愁。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对于我，是继续复读还是外出打工，这也是一个问题。在从乡中回家的山路上，骄阳似火，我满眼都是愁云惨雾。在我家的后山上东躲西藏大半天之后，我脱下上衣蒙住头，以示无颜见江东父老，从后“阳沟”（排水沟）里蹑手蹑脚地溜回了家。

一夜剧烈的思想斗争，我横下一条心：放弃复读，跟着村里的大人们到江西砍毛竹。小时候看过电影《闪闪的红星》，那江水放舟的景象对我构成强烈的诱惑。第二天一早，还未等父亲大发雷霆，我主动提出了这一想法。

父亲扬起的放牛鞭子划了一个弧线停在头顶，终于没有落到我的身上。这之后，在家里，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挑水，锄地，薅秧，一任汗珠子摔八瓣，蚂蟥吸在腿上流出鲜血，都不叫累、不喊疼。我想用瘦弱的肩膀证明，我可以自食其力，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下得了苦力。

忽一日中午，我正挑着一担井水吃力地爬坡之时，本村的一位长辈在身后揶揄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良么，你父亲是把头埋在泥巴里的庄家人，你也不要想着成龙成凤，老老实实地干农活吧。”我一听，火从中来，将肩上的水桶一甩，水桶顺势滚下山坡。在站在山岗上，我叉着腰，对着这位长辈说：“二爹，那可不一定，我就是读书的料！”

就在这日的下午，在相邻的一个乡镇马畈镇当通讯员的远房亲戚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了一根的救命的稻草：“明年信阳地区文科没有应届生，马畈高中要办复习班，面对三个乡镇招考落榜生，谁得第一名就免一年学费。”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难以置信，一年的学费仅只十元钱。在那个文钱难倒英雄汉的山村，十块钱，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天文数字，何况为了到信阳申诉，父亲也东挪西借了20多元，时过一年也没有还清这笔欠账。几乎没有任何思考，我出发了，向着马畈，为十元的学费而战，而且不战则已，一战则胜。没过几天，成绩揭晓，我拔得头筹，考了个第一名。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事不过三”，不信春风唤不回，不信此心不感天。年8月底，我又扛着被子、米袋、腌菜，孤独而倔强地行走在通往马畈高中的山路上。从老家到马畈街，全是山路，没有乡间公路，且这一条路到底有多远，村里长辈说法不一，有说20多里，有说25里，因为没有丈量，全凭大人们的脚步估算。

山里人，祖祖辈辈，劳动靠手，出门靠走。我的父亲，曾和村里的壮年劳力一起，肩挑背扛山货下过汉口；曾挑着百十斤的碗、缸，从罗山武家坡负重艰行一百多公里，贩运到老家，赚个五元、拾元的差价，一路上，渴了喝井水，饿了啃馍馍。曾有一年春节临近，家中无过年的用度，父亲、母亲一人挑着一担松毛（松针，农家做饭的主要柴火），步行十余里，再坐渡船，再前行十余里，才能走到临乡南向店的集市上去卖。谁知一到街上，满街都是卖柴火的乡邻。苦捱了一整天，两担松毛也没卖掉，最后父母强行塞给了街上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怜我父母，给了两元钱，扣除往返的船费，剩下的还不到一元钱，当然父母一天没有在街上买饭吃，全靠啃干硬馍馍（馒头）。诸君或许会睁大惊奇的眼睛，但是千真万确，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信阳农村的真实乡愁，或许文字本身的苍白，不能还原更加苦痛的现实。

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血管里流淌的是父辈吃苦耐劳的血液，我和父辈一样，也练就了一身铁腿、铁脚。马畈高中复习一年，照例是半月回家一次，每次都是凌晨四、五时即起，扛着米、挎着菜，摸黑出发，穿过一道山，越过一条河，走到马畈街上，天色熹微，从街道发往县城的中巴在街口揽客。从街口到高中，还有5里左右的路程，如果坐中巴，讨价还价，也就5分钱，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都舍不得花这5分钱，硬是迈开双腿朝着学校奔去，赶到学校正好是早读时间。

苦心人天不负。在马畈高中复读的一年，无论是月考、季考、期考、预考、摸底考试，我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从未屈居第二，紧随其后的吴祖朝同学，在牢山乡中是同班，家境比我和广辉还要困窘，可谓是赤贫。祖朝从河大中文系毕业后，只身一人闯深圳并扎根，现在经营一家大型超市，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或因我是马畈高中复习班的“头号选手”，历史老师邹老师虽是老师，其实是同龄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刚次潢川师范毕业。他爱才，惜才，便让我与他同住一室，我的一日三餐，都是邹老师在教师食堂买回来让我坐享。有了这份“小灶”，我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排队买饭时间用于死记硬背，每日还能吃上豆腐、豆芽。

等待着，焦灼着，年的高考的脚步近了。这一年，乡镇学校不设考点，全县考生集中到县城考试，马畈高中分到了高山一高考点。考试时间是7月7、8、9三日，我们需要6号下午乘坐班车赶到县城。当同学们挤上班车之后，我才发现囊中空空，原来，考前的一次突如其来的痢疾，花光了我考试用的一点钱，就连高考三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能够果腹的伙食费都没有着落。我急得几乎要大放悲声，邹老师闻讯赶来，塞给我5张一元钞票。

认完考场，我和前文提及的久胜、祖朝等几位同学商量，不住一晚上一元钱左右的旅馆大通铺，干脆就地取材，征得一高老师的同意，在教室里度过高考三夜。如蒙大赦，一高老师同意了我们可怜的请求。6、7、8三个晚上，我们几位同学将课桌拼到一起，成了我们的高考“行宫”。时值酷暑，教室里闷热难当，蚊子嗡嗡，课桌坚硬，我们转辗反侧不能成眠，脑子里像走马灯般地放映着政治、历史、地理三科模拟试题的答案，一遍又一遍。课桌吱吱呀呀，演奏成我们几人的高考“小夜曲”，能够穿透黑夜照亮心扉的，是考取大学的梦想之光。说也奇观，当年高考，睡课桌的几位同学全部考取大学本科，住旅馆、招待所的家境殷实的同学，只有少数几人考取中专，这是不是苍天的垂怜？

第一场考试便是语文。一夜无眠，一上考场，我便头昏脑胀，昏昏欲睡，连忙在太阳穴上不停地擦拭清凉油提神。一场语文考试下来，一盒清凉油涂抹殆尽。我清晰地记得，是年高考作文题是议论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面对试卷，我文思泉涌下笔有神，千字文一挥而就。

第一天的语文、政治考得如鱼得水，自己估分两科都在90分以上。轮到数学，却让我从巅峰跌入低谷。其中一道几何题，20多分，数学老师喻老师在课堂上反复讲授、演练，我因为近视又没钱佩戴眼镜，听得似懂非懂，面对试卷，一筹莫展，痛失20多分。人生没有假设，假如数学多考20多份，则稳上北大矣；再者，假如能住进旅馆、招待所，睡个好觉，成绩又当如何？

不出意料，成绩放榜之日，我的总分是分，其中语文93分，总分高出当年河南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13分，马畈高中文科第一名，全县文科第三名（第一、第二名均被武汉大学录取）、语文单科成绩信阳地区前列。马畈高中理科第一名考入吉林大学，现定居美国。

又一次轮到填报志愿这关键的一步，在班主任易老师和历史老师邹老师的指导下，坚持不北上求学、对武汉情有独钟的我，第一志愿填报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便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二批录取院校没有填报，不同意调剂。两所学校均为第一批录取，事后得知，武汉大学在河南录取分数线文科是分，几分之差，我痛失武大；没有任何悬念，我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当年对我紧闭的信阳师范学校之门，在全国重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这里芝麻开门。

捧回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家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邻村的女同学，她的任务是成人之美的“红娘”；另一位便是同班三年的班花（一说校花）。校花的父亲是所出所所长，吃商品粮，是我们男生心目中的“金凤凰”。高中三年，埋头苦读，我几乎没有敢正视过这位“校花”的模样，与女生讲话我都是一脸羞涩。“校花”有当官的爸爸，“校花”有“红本本”（商品粮），她与我们不分属一个世界，让我们这些来自山沟的穷孩子望之生畏，避之唯恐不及。但就是这位平日里让我仰视、骄傲得像孔雀的“校花”，托邻村女同学上门提亲。不仅提亲，还送来了两份厚礼：一块孔雀手表（当年售价70元，价值相当于现在的劳力士）、一条浅黄色的裤子。

当时，虽然手握华师大录取通知书，我还没有实现从穷孩子到大学生这一“天之骄子”身份的华丽转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天外飞来的“爱情”，我表现得比两年前面对信阳师范面试官还手足无措。邻村女同学示意我带着“校花”到后山上去“谈情说爱”，后山树高林茂，只有鸟鸣不闻人声，我们一路从山岗走到水库边上，既没执手相看，也无“无语凝噎”，只是不远不近地走着，走回。

报到的日子日近，家中天天都有四面八方的亲朋前来道贺，就连乡里的最高“父母官”刘书记也代表乡党委、乡政府送来了礼金。刘书记还邀请我第二天到乡政府去做客，晚上乡政府要放一场电影，请来全乡中的学生，让我给他们传经布道，讲讲高考秘籍。刚刚收获了“爱情”，又迎来了出人头地的传经送宝，好事接二连三。当晚，酒醉饭饱的我，在电影《天仙配》开场之前，借着酒兴，壮着胆子，在粮管所的球场中，与慕名而来的全乡父老和中学的学弟、学妹们，究竟是如何分享高考心得，很遗憾，现在竟然没有半点印象，甚至连记忆碎片俱无（此处省略字）。只是自此夜之后，我竟然成了全乡学子们发奋求学、金榜提名的榜样，这之后的数年，我所在的牢山乡每年都有考生考取重点大学，他们众口一词，都说是受到我的激励和启发。这场电影让我虽未入校已然有了巨大的成就感，就连平日里在村里备受欺凌和打压的父亲腰杆也硬朗了许多。

接下来的故事颇有戏剧性，是关于“校花”的。入校一个多月后，学校保卫处将我唤了过去，称是光山县公安局的两位民警找我调查一个女同学。两位来自家乡的民警告诉我，我的“校花”女友“跳河自尽”了，怀疑我是“陈世美”，喜新厌旧，导致她失恋“跳河”。我言之凿凿，找出往来书信为证，力证我的清白，民警排除了对我的嫌疑。时隔不久，“校花”复出，原来是与继母怄气，将鞋子放到河边，伪装成跳河现场，人却躲在亲戚家。至此，我和“校花”尚未开篇的故事也就宣告终结，我一头扎进书海里畅游四年的大学时光。

只是我和校花的故事虽然是无言的结局，却给父母带来巨大的忧愁和重负。为了还清一块孔雀手表和一条裤子的钱，他俩卖掉了一头猪和门口的几口大树，并且还到信用社贷了款，才于一年多的时间还清这笔“情债”。

最后提及，因为当年马畈高中高考成绩斐然，班主任易老师调至县委政研室，自此走上仕途；历史老师邹老师调到马畈乡政府任职，后弃政经商，现在深圳自己经营一家欧式家具品牌，产品出口世界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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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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