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双重转型，从中孕育出了包括政治和战略风险、经济与发展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在内的系列风险，西藏社会的转型也刻有中国转型期的总体特征烙印，其中之一就是西藏社会的风险普遍化、区域化、复杂化、多样化、媒介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从社会-媒介视角探讨西藏媒介在风险社会中“对抗风险”“揭露风险”“具象化风险”以及化解风险的作用尤为重要。根据目前媒介实践现状，媒介功能包括加强环境监测，及时预警危机；平衡信息报道，消除恐慌焦虑；服务社会公众，搭建表达平台，媒体在应对化解风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媒体风险议程和风险呈现迟滞；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表现为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媒体集体失语和媒体从业人员对风险的麻木不作为；舆论宣传泛政治化；报道机制的片面失衡不透明。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人“高风险社会”，探析西藏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有助于和谐幸福新西藏的建设，实际上也是通过媒介的责任履行来消除西藏社会各种隐性或显性风险，缓解西藏社会张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宽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文明进步的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

一贝克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介绍

风险社会(risksociety)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贝克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发展逻辑与现代性的后果不仅带来诸多人为危难与社会不平等,更同时衍生了大量难以预测但却影响深远的未知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并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主要结构与动力。风险社会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

在被贝克诠释为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科技与生态、食物与健康、宗教与文明乃至信息传播本身等,都牵动了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都已经或可能成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来源。从风险的定义和解读可知现代风险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贝克认为自20世纪后半期人类步人后工业社会,也就进人了风险社会。此时的“风险”有着与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风险全然不同的特征:①传统社会的风险是外在的、自然的,主要来自于自然灾害；而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是内在的、人为的,主要来自于人的决策和选择,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②工业社会的风险是以事故概念为前提的,其风险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统计学加以描述和计算,也可以通过保险、保障制度等方面加以控制和处理；而风险社会的风险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例如核风险、化学风险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和政策造成的制度风险；③传统社会的风险是区域性、局部性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则是全球性的,诸如国际政治风险、全球经济风险、地球生态和环境的风险,同时威胁着所有的社会阶层和整个人类,无一幸免。

尽管风险社会理论有着一个对不同国家地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但是，在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风险社会的特征以及风险的具体种类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国内众多学者近年来着力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的启示意义以及以该理论为依据探讨中国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应对机制的原因所在。

中国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从贝克的历史阶段风险来看，既有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又有工业社会风险，以及风险社会风险，从吉登斯的划分来看又包括人为风险与外部风险；第二，中国社会风险呈现为转型性和结构性特征；第三，中国社会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以及地区二元结构明显，不同地区的风险又表现出一种地区差异性的特征；第四，由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轴仍是发展，发展意味着变化，风险特征还表现为风险的变异性，这增加了风险防范、化解和应对难度。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社会的风险特征部分的符合整个中国社会的风险特征状况，但是西藏社会有其明显且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这意味着探讨西藏媒介在风险社会中的功能必须在西藏社会特征的框架下进行。

二西藏风险社会特征构成

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之日起，西藏开始了由农奴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西藏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民族地区之一，长期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仅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在西部也处于末端，而西藏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宗教文化以及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使其处于一种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非常特殊的地位。

政治和战略风险——多样化的民族构成、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达赖集团和国外部分反华势力的存在。中央把维护稳定作为西藏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援藏过程中出现双向依赖与援助焦虑，利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城乡之间和西藏社会藏民与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经济与发展风险——西藏经济社会的特殊性，西藏经济社会落后，还是一种输血型经济，城乡发展差距大，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遭遇瓶颈，加之西藏经济社会有着很浓的封闭性，这些因素极易滋生风险，加速风险扩大；文化风险——“一个民族发生了“变迁”，便意味着该民族原有文化模式中的许多内容与结构，已经发生了质与量的变化，变成或者正在快速地蜕变为另一个新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新的文化模式的内核与之前有着本质差异。”于西藏而言，原有的宗教文化遭受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文化根基已经飘摇半空，新的文化形态并未带来稳定感和认同感，文化风险已成显性风险；生态风险——西藏着重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过程中伴随生态风险；社会风险——西藏近年来在援藏政策的支持下以及自身的努力下，已经取得诸多成绩，但是西藏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文盲率是全国的几倍，公民意识较内地而言较为欠缺，医疗卫生水平总体较差，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媒介覆盖率低，这些因素很容易衍生为风险的诱发因素，归结为社会风险。

三风险社会背景下西藏新闻传播的意义

美国学者费姆.邦茨说：“一个有效的传播不仅能减轻危机，还能给组织带来比危机发生之前更为正面的声誉，而低劣的危机处理则会损伤组织的可信度、公众的信心和组织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近年来，新闻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日益中心化已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同时，风险社会的知识化、媒介化和网络化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新闻传媒居于风险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用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了大众媒介在呈现风险方面的作用：“在现代文明威胁方面，日常生活的文化忙点不可能被根本改变，但文化通过符号来“看”。新闻中关于骼骸树或垂死的海豹的想象已经打开了人们的眼睛。威胁公开可见并唤醒人们对细节的注意，在人们自己的生活空间里——这些是文化的眼睛，通过它，瞎眼公民可以赢回他们自己的裁判自治权。”于西藏社会而言，媒介在发现、处置、化解各种风险时均具有无可置疑的作用，一方面，西藏由于其特殊性存在，风险因子繁衍的土壤深厚，很多处于潜伏状态的风险议题需要媒介来呈现，媒介也具备“拨开乌云见晴日”的条件，大众传播提高了风险情境的能见度，媒介的协商和协调的社会功能与其他的社会组织和部门合作，共担风险并抵抗风险，在公共服务方面也进行着更为积极的范式转换。第二，西藏媒介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如果能利用好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迅速寻求合理的传播方案，勇敢的担当新闻报道传声筒的责任，快速争夺风险事件中的阵地，有利于维护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塑造国家形象；第三，风险社会的显著特征便是“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由此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情绪，为了消除对现实的无力感和未来的未知性，公众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信息需求，反过来说，公众对风险的印象来自媒介的塑造，关于西藏的诸多刻板印象和固定成见的形成都与媒介给定的认识事物的视角和设定的框架高度相关。

四风险社会视域下西藏媒介的功能

进行环境监测，及时预警危机。西藏传媒应当成为现代西藏社会的风向标,监测风险并及时向公众预告风险存在的可能。由于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承受主体是每个个人,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通过媒体获知与自身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采取相应举措,阻止和降低风险的发生。传媒的风险预警体现的是对社会良知和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所谓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风险预警已经成为媒体功能的重要一环。

平衡信息报道，消除焦虑恐慌。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当风险发生时,媒体越是透明、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越能杀灭不实传言,树立权威性。同时也能避免大规模宏观风险发生的可能。相反,传媒越是反应迟钝或隐而不报,越容易将风险治理置于尴尬的位置。从3.14事件、藏人自焚事件和金矿坍塌事件的报道效果来看，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信息的益处远比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尤其在这个信息发达,信息渠道多元化的时代,公众不能通过正规媒体获知信息,就有可能转向互联网、手机短信等信息渠道。恐惧常常是由无知造成的，与其让社会在流言的传播中恐慌,不如让公众在媒体发布的信息中明白自己真实的处境。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安全需求置于仅次于生理需求第二梯级的位置，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在西藏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传统文化形态的断裂和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冲击，制度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变革令人恐慌与不安，并遭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抵触和抗争，因为它威胁到了传统的、令人舒适的社会标准和实践，将未来指向混沌与未知，变得毫无保障和具有不确定感。因此，西藏媒介在通过信息报告消除大众认知盲点和信息不对称的同时，还要通过新闻报道来减少或降低人们内隐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消减心理上的末日恐慌和由恐慌惧怕衍生出的破坏性动机，避免行动上的暴动、骚动、混乱与报复性的行为。

服务社会公众，搭建表达平台。西藏传媒在向公众告知西藏社会风险的同时也有责任引导公众正确认识风险、规避风险，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在风险社会中,传媒除了向公众传授有关风险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公众正确地、积极地应对风险。于西藏而言，媒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有效化解公众的危机意识，“当人们在正常的状态下无法应对周边事务所带来的问题时会产生某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弥散和累积会随着问题出现的程度和性质演变成为‘危机意识”,在化解危机意识的同时，媒体还需要通过日常报道使公民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形成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对于区内的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以及稳重感，既要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又要沉稳镇静避免冲动坏事；二是给区内公众传递一些常见风险的应急处置策略，比如告知公众科学的风险应对策略，即对已经识别的风险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进行风险排序，制订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整体策略。

另外，现代传播格局已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转变，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在西藏改革时代出生、成长与成熟的社会公民们在剧变的时代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变迁体验、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多元的大众心理，公民意识的孕育大大凸显了受众的主体性特征，因此，媒体在做好风险教育的同时还要注意媒体与公众的互动，重视风险报道的信息反馈，







































北京白癜风最好医院在哪
皮肤白癜风专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