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和中央部署，从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四川、新疆、青海和云南四个方向同时向西藏拉萨进军，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历史进程。四路进藏部队中，以从西南四川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因而所有这一时期进藏的部队官兵后来都被西藏各族人民约定俗成地一致尊称为“十八军”老战士，而同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援藏地方干部职工，则被西藏各族人民尊称为“老西藏”。他们发扬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以艰苦卓绝的实际行动培育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和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并秉持这种精神做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光辉业绩。在西藏现代史上，在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心目中，“十八军”老战士和地方上的“老西藏”就像内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享有崇高声誉。

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进藏创建新西藏外事机构和奠基新西藏外交事业的老同志，除了享有“老西藏”的尊称，也当仁不让地被西藏外事战线的后来者尊称为“老外事”。这些平实质朴的“老外事”们，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外事机构及地方外交事业的一部活历史，茶余饭后听着他们随口而出的风云旧事，一些令人泪崩，一些令人捧腹。久而久之，听他们摆龙门阵成为我和办里年轻人尤为钟情的业余文化生活之一。

说到老西藏、老外事，我们忘不了新西藏外事机构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外交家之一的杨公素同志。杨公素，本名佘贻泽，四川省巫溪县大河乡刘家坪人，生于年1月，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作为一名受我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杨公素同志在大学毕业前夕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并获硕士研究生学位后毅然弃笔从戎参加抗日，在国民党第93军任职并为我党从事情报和兵运工作。年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后逃出监狱进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同年入党。年，杨公素同志受党指派参与国共两党与美国方面的黄河停战谈判，初显外交才能，此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年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副处长（处长为黄华），年11月调任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外事处处长。年7月受命进藏，先后任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处长、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处长；年奉调回京，先后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驻尼泊尔大使、驻越南、希腊大使和国家旅游局局长，年以73岁高龄离休。年3月8日，杨公素同志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岁。

西藏和平解放前，在涉及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方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所谓外交局绕过中央政府从事外事活动；二是印度、尼泊尔在我国西藏有着种种特权，其中印度不仅在西藏有租借地，还在多地派有驻军。新中国成立后，为确保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年5月23日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第14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根据《协议》规定和中央指示精神，和平解放后的西藏，即刻成立外事机构并着手实施三大任务：一是收回西藏地方旧政权的外交权；二是取消外国在西藏地方的一切特权；三是建立中国西藏与周边邻国的正常关系。

根据协议规定和中央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外事任务，外交部迅疾调派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的杨公素同志转赴西藏筹建外事机构，其夫人、同为重庆外事处干部的伍仪瑜同志一并随调进藏。

正如同辈和后人所评价，杨公素同志当之无愧地是进入祖国大家庭后的西藏地方外事机构的创建者和西藏地方外事事业的杰出奠基人与开拓者。自年1月首任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长和同年9月首任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帮办，杨公素同志任职西藏外事机构主要负责人长达十一年，直到文革前的年初调京履新（2）。在藏工作期间，杨公素同志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的领导下，白手起家，长袖善舞，以其不凡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才能，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革命拼搏精神，团结带领外事机构干部一道胜利完成了中央交办西藏的三大外事任务。

杨公素同志在藏工作期间即以善于演讲和工于学问而誉满拉萨。作为一个经历过严酷战争洗礼和革命实践磨砺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政治敏锐和时势洞察力；作为一个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并精通英语的学者型外交家，他又有着不同于同仁的学术敏锐和研究判断力。自年与西藏结缘，杨公素同志始终坚持在百忙之余开展西藏问题研究并笔耕不辍，不仅在中英关系与西藏问题、帝国主义侵略与西藏疆域历史流变等领域以其独到见解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开辟并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和藏学研究领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中国外交史学家、疆域史学家和藏学家，而且身行示范地建立了西藏外事部门乃至党政机关人员将事务性工作与学术性研究相结合的优良工作作风与传统。

年1月，杨公素同志以近90的高龄撰写了回忆录《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记述了他在西藏工作期间为完成三大外事任务的艰难历程——组建西藏外事机构及参与谋划与处理的诸多重大外交事件，让后辈人从书中再现的历史旧事中了解到新中国外交和新西藏地方外事的历史脉络与风貌，并通过一个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和不凡经历获取到宝贵的文化与精神财富。

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西藏外事机构的奠基人与西藏地方外事事业的开拓者杨公素

照片转引自百度网

杨公素夫人——首批进藏女兵之一、西藏外事机构的第一代女干部伍仪瑜

摄影：杨佳，中国网，.2.21.

说到老西藏、老外事，我们忘不了那些为开创新西藏地方外事事业的先驱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历程，西藏外事机构的一代代各族干部承前启后，以其全部青春、智慧、能力乃至生命，为西藏的和平与建设事业，为祖国西南边疆的长期稳定与安宁，做出了可歌可泣、彪炳千秋的巨大历史性贡献！

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新西藏的第一批外事干部是打着背包走进西藏的。年8月，随同杨公素同志徒步进藏的第一批西藏外事干部主要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武汉、重庆等地外事部门和正在接受外事工作培训的在职干部，他们分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外事处的杨公素与伍仪瑜夫妇、苏睿川等3名同志；中南军政委员会武汉外事处的袁文、郭雪樵两位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干部培训班的阮武、杨仁山两名科级干部学员及他们的爱人共4名同志；一部分是内地高校或者说主要是北外在读的大学生，他们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张祖极（英语专业）、叶雪音（德语专业）、陈玉藻（印地语专业）、石森伍、李天保和张友善等6名大学生。加上西南军政委员会配备的警卫通讯员1名，这支队伍共计16人，其中女同志7人（3）。正是他们，历史性地成为新西藏外事机构的创建者和外事事业的创业者、亲历者和见证者！

在成都报到出发前，十八军后勤支援部队首长胥光义为每位队员配发了军装和部分军用物资（包括枪支弹药），并举行便宴为大家饯行。成为革命军人，这让刚入列的外事干部们一时间感到格外荣耀和兴奋。之后，有关部门又专门为即将运行的西藏外事机构制作了两箱护照，准备了一些业务工作资料和办公用具，并经四处搜罗配备了一部收音机、一部电唱机（到拉萨时都已损坏）和一部莱克像机。

乘车路过康定休整之际，杨公素同志特地拜会了西藏工委留守此地的天宝同志。天宝，四川阿坝地区藏族，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与和平解放西藏，中央特意将其从内蒙骑兵某部调任中共西南局西藏工作委员会委员。天宝同志见到这支进藏的外事干部队伍后十分高兴，得知队伍中缺少藏语翻译后便立即调派了一名藏语翻译随队，从而解决了小分队沿途开展群众工作的沟通难题。至此，进藏外事干部小分队队员增加到17人。

按先前计划，这支特殊的外事干部队伍本该随十八军大部队同行进藏，可等他们赶到刚刚通路的甘孜时，部队已经拔营出征。在此情况下，外事干部小分队不得不独自行军进藏。临行前，组织上将同样也未能赶上进藏大部队的另一支由西南军区情报处一名科长率队的8人援藏小组与外事干部队伍合编为一个临时小分队，由杨公素同志担任小分队党支部书记并负总责。由此，杨公素同志率领的这支徒步进藏队伍扩大到25人，即外事干部小分队17人，军事干部小分队8人（其中一名为归国女华侨、印地语翻译杨敏）。

小分队队员来自五湖四海，其中多数人系刚出校门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学生，身体虽然康健，但无工作历练和艰苦磨砺。7位女同志中，仅解素英、刘文两人经受过战争洗礼，但刘文同志出发时已怀孕，解素英同志则患有高血压。尽管如此，她们俩没有丝毫退却，仍然以坚强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意志积极准备即将开始的艰苦征程。

杨公素同志进藏时已过不惑之年，是小分队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长者，按级别规定，组织上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匹坐骑。但是一路上，杨公素同志不仅身体状况很好，尤其精神饱满，其坐骑基本都让给了随行孕妇、病号和归侨杨敏同志骑乘，他这种身先士卒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体恤部属的大爱之心，极大地垂范并鼓舞着全体小分队队员！

壮丽青春别样红！徒步进藏的外事干部中，竟有六名尚未毕业便无条件地遵从组织召唤的在校大学生——来自于同一个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友和同学。

进藏小分队队员张祖极，年生于北京，祖籍山西，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级学生，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时正值大学二年级。一天，学校老师找到他和陈玉藻、叶雪音等六位同学，通知他们将被派往西藏从事外事工作。把一切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奉为信条的几个同学二话不说，背上行装便出发（4），由此成为随杨公素同志一道徒步进藏的西藏人民政权建立后的第一批外事干部。

年7月下旬，张祖极等本校六名同学连同人大外语培训班两名干部学员和家属，跟随领衔组建西藏外事机构的杨公素同志一道，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转飞重庆，与中南武汉、西南重庆外事处的进藏干部汇合。8月上旬，一行人自成都乘车抵达川康公路的尽头甘孜后，由于没赶上十八军大部队，不得不开始独自徒步进藏的两千公里长途艰苦跋涉和安全自保。

千里川藏高原，虽然天蓝、云白，但流动的空气却很稀薄，含氧量低，头晕脑胀、胸闷气短、口干舌燥、恶心呕吐等高原反应时时都在挑战队员们的生理极限；虽然山峻、峰峭，但要攀登翻越却是十分不易，那惊魂的悬崖和无尽的陡坡，时时都在考验队员们的心理极限和身体耐力；虽然溪清、水秀，但要涉渡却是十分的痛苦和危险，那湍急的河流和刺骨的雪水，时时都在威胁和折磨队员们的生命。9月的高原，凄风冷雨，寒意袭人，心红志坚的小分队员们，一路情绪高昂，勠力同心。野地宿营，不分男女，个个主动轮班值岗；翻山越岭，高寒缺氧，队员们相互关照，相互扶持；涉水渡河，男同志主动背负女同志，到拉萨时，张祖极那反复多次经冰凉河水浸泡的双腿几近瘫患，卧床大半个月才缓过劲来。

年11月28日（5），当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进入小分队队员眼帘的时候，从甘孜起徒步艰难跋涉整3月、行程达多公里的一群人日思夜盼的目的地——拉萨终于到了。然而此时的小分队队员们，却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再人手一根木杖，人脚一双走烂了的大头皮鞋，形同乞丐。用伍仪瑜同志多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说，与从重庆出发时相比，英姿勃发的队员们此时已面目全非，一个个像叫花子一样。为避免进城有碍观瞻和藏族群众称他们为“叫花子解放军”，小分队两部分队员便分开走小路前往各自单位。

在我看来，外事干部进藏小分队里几名女同志是千名进藏女兵英雄群体的缩影，而其中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北外女大学生叶雪音（6）。叶雪音，女，年生，厦门一个书香门第和教育世家的小家碧玉，受思想进步与开明的父亲影响，年少即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高中时加入中共，上大学后转为正式党员。叶雪音本是厦门大学生物系级学生，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海军参加抗美援朝，因体检时肺活量不足不得不放弃，后被转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年5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外交部着手筹建西藏外事机构，叶雪音与其他几位北外同学被选中，于是她由抗美援朝转向进军西藏，成为随杨公素同志徒步进藏的第一代外事干部。

年初夏，在与前来采访记者谈及六十多年前徒步进军西藏的那段艰苦历程，年届87岁的叶老顿时谈锋甚健，谈及年去世的老伴亦战友谢均安同志，叶老始终沉浸在深情的怀念中。谢均安同志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读书时加入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解放后经组织安排进入南京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工作，年3月调任西南军区十八军英文翻译组翻译，随后参加了十八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性进军。年，谢均安奉调进入刚组建的西藏工委外事处任英文翻译。因此可以说，谢均安同志既是十八军进藏老战士，也是西藏外事机构的第一代外事干部。在西藏工委外事处，叶雪音老人与谢均安同志邂逅、相爱并于年结婚。年，夫妻两人一起奉调到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大学（前称西藏公学）任教直至在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岗位上离休，他们将青春献给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又将一生献给了西藏的民族教育事业。

西藏外事帮办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办公楼前合影

前排左一为叶雪音

转引自房晓坤、李帅帅：《无论英语德语我的语言里全是对西藏的爱》，《西藏商报》B38，.6.12.

在早年参与和平解放与建设西藏的队伍中，有众多一生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朱谱钦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外事干部到拉萨不久的次年，受外交部派遣，朱谱钦等另9名外语外事干部（其中4名女同志，这些人多是大学生，部分人曾在抗美援朝中担任过战俘工作翻译）于年随接收并组建西藏地方邮电机构的邮电部干部援藏小分队一道徒步进藏，朱谱钦同志受命担任小分队副队长兼临时党支部委员（7）。

朱谱钦同志在藏工作二十年间，先后任西藏外事处科长、聂拉木外事分处处长等要职，多年的高原艰苦生活、气候环境和紧张繁重的外事工作摧垮了他本来就不甚强壮的身体，经组织批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内调武汉，先是在外贸部门工作，不久后调任湖北省旅游局工作直至不得不提前病休。我来到西藏外办后，时常听到陈瑞略等老同志不无挂念地提起到他。年回武汉老家休假，我从湖北省旅游局有关知情人员处打听到朱谱钦同志的住址后曾专程前往拜望，此时不过五十出头的朱谱钦同志已经虚弱得出不了门。望着眼前这位曾叱咤西藏外事舞台而如今羸弱不堪、身困床榻的老前辈，我心里一阵阵涌动着说不出的悲怆！

相比徒步进藏的第一批外事干部，平叛改革前夕进藏的陈瑞略副主任算是幸运了许多。陈瑞略，年生，福建建瓯人。年，26岁的他，刚结束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三年外交官生涯回到北京即被部里选派援藏。有幸赶上青藏公路刚刚通车的他，在青海格尔木搭乘部队运送军需物资的卡车，历时8天到达拉萨，从而免掉了须数月徒步跋涉的艰险之旅（8）。来到西藏外事机构，他一干就是27年，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西藏。

年年底的拉萨，阴云密布，心怀叵测的噶厦政府正紧锣密鼓地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洞察局势的西藏党政军领导决定，驻拉萨党政机关组成民兵组织，人手一枪，武装保卫。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外事部门这群从未接受过专门军事训练、从未经历过战火历练的书生干部们一时间进入准军事化状态，他们半天忙公务，半天忙备战，白天打土坯、背石头、筑碉堡、挖掩体，晚上则轮流持枪站岗、巡逻。外事机构不得不变成战斗堡垒，外事干部不得不变身舞枪弄刀的战斗人员，这在新中国地方外事机构中恐怕算是独一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座四十年前曾护卫过机关大院安全的二层土碉楼还完整地保留在外办东院北墙边。

临阵磨枪，难免出乱。一次闲聊，陈瑞略同志仍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某日在宿舍保养枪械，子弹退膛时误动扳机，子弹“砰”的一声射到对面床边，把正坐床沿观望聊天的同寝室室友吓得愣怔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在枪口歪了点，不然室友的一条小命就给报销了。

年3月10日凌晨3时45分，武装叛乱分子在拉萨河然巴渡口附近首先向人民解放军守卫渡口部队开枪射击，随即叛乱武装向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盘踞在附近小昭寺的藏军居高临下，时不时向隔街相望的外事机关大院开枪寻衅，院内办公楼楼体多处中弹，残留的弹洞痕迹至今清晰可辨。年3月20日上午10点零5分，驻藏人民解放军对叛乱武装实行全面反击，市内战斗于22日9时胜利结束，神经崩紧到极致的外办机关里的书生们总算是松了口气。直至年7月藏、川、滇、黔、青、甘等省大股叛匪被消灭，西藏平叛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拉萨形势才彻底归于平静。

说起六十年代初的中尼边界调查、划界谈判、实地勘界与树碑立标的生死磨难经历，老外事们总是一脸悲壮，情难自已。

边界勘定系野外作业，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西藏尤甚。首先，盘踞在藏尼边境地区的武装叛匪时不时跨界袭扰，对我勘界人员造成极大生命威胁。其次，边境地区绵延的喜马拉雅山脉，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是高寒缺氧的冰峰雪岭，便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寒冷与缺氧，酷热与毒瘴，兽袭与灾害，悬崖与峭壁，都无时无刻地威胁着勘界人员的生命安全。第三，超负荷的工作损害着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千里边境地区，交通闭塞，路途艰险，全靠人的双脚跋山涉水踏勘标定；设施与技术手段简陋，工作程序冗繁，劳动体量巨大。以边界测量绘图为例：上世纪六十年代，喜玛拉雅山脉沿线地区皆为测绘空白区，无任何资料可鉴。工作人员在实地勘界定界过程中，既无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定位，又无远红外测距，勘测边界地理走向及标的物具体位置，只能先行天文测量和气压机高程测量，确定起点的坐标和高程，然后再行基线测量和小三角网测量，加密控制点，最后用大平板仪完成1：或更大比例的实地地形图（9）。第四，物资短缺，清苦的野外生活损害着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说到那时每天的伙食，勘界人员都将之戏称为老三样：脱水菜、罐头和米面。有时脱水菜等副食断顿，工作人员便不得不以盐巴或干辣椒就饭；在高海拔地区作业，工作人员还不得不嚼着半生不熟的米饭面条。尽管如此，艰苦的野外工作之余，勘界人员还要抽出时间四处砍铺草、捡牛粪或拾薪柴。

尽管如此艰难困苦，勘界人员硬是凭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职责的全力担当，风餐露宿，翻山越岭，踏遍西藏阿里、日喀则两区七县的山山水水，用双脚丈量并标定出一千多公里的中尼边界线。

年4月，在地理交通闭塞的中尼边界定结县陈塘沟一带执行勘界任务的陈瑞略同志，差一点因饥寒交迫而命丧边境。定结县陈塘沟段勘界工作点地处高山，平均海拔至米。高山地区地形复杂，渺无人迹，何谈道路，不得已，只得让随行的向导带着牦牛驮运队先踩出一条道，勘界人员再跟随通过（10）。

陈瑞略同志参与勘界的这支队伍雇佣了两部分民工帮助运输物资给养，一部分来自日喀则，一部分来自定结县本地。由于边境地区解放并接触党的方针与政策教育较晚，加之叛匪时常在这一带流窜，因而本地民工对勘界工作心存畏惧。一次在翻越一座雪山后，走在队伍前面的本地民工将运输物资往雪地里一扔便全撒丫了。此时天近黄昏，剩余的民工和驮畜无力将扔在山上的物资搬下山，往返一趟时间也来不及。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陈瑞略和另外两个同事决定留在原地看守物资，其余人继续行程，下到雪山北坡宿营。由于食物匮乏，翻了一天的雪山也没有进食的陈瑞略，在随身背包里翻来翻去就找到冻得邦邦硬的小半块馒头，饥饿难耐的他张口一咬，竟把门牙给崩掉一块！

第二天一早，来自日喀则的那批民工返回山顶将余下物资背下山，顺便给山上的留守人员带来食物，饥寒交迫的几个人才算是缓过劲儿来。

年夏，张祖极同志参加执行中尼边界吉隆一带的勘界任务（11）。一天清晨，远处传来闷雷般隆隆巨响，刚起床的张祖极赶紧跑出帐篷察看，但见营地附近雪山上两道巨大泥石流正飞泻而下涌向河床，平日距河岸尚有三四米远的吉隆藏布河，此时水位已陡然猛涨至距河岸不到1米的地方。情势危急！瞬间反应过来的他，立即大声呼唤营帐里的同事和尚在岸边操练、丝毫未察觉险情的部队官兵。得悉险情，大家急速跑回营帐，七手八脚地收拾必要的勘界材料和物资迅速向高处地带转移。

不到20分钟，势不可挡的泥石流激起的浑浊洪涛汹涌而来，瞬间荡平营地，冲垮热索桥，来不及撤走的营地帐篷、物资甚至谈判桌椅都被席卷而空，所幸无人员伤亡。而尼方由于反应不及，损失更为惨重，勘界人员营地荡然无存，一个哨卡被冲毁，十几名尼方士兵被洪涛吞噬。

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冲毁了热索桥，双方工作人员一时无法往来。为了不至中断勘界工作，中方只得雇用当地民工在吉隆藏布河两岸临时快速搭建一个竹索桥，供双方工作人员坐着竹筐溜索往来。

经过3年多异常艰辛的工作，中方小组克服了大量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始终坚持贯彻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为捍卫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最终圆满完成了勘界任务。年，中尼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和协商，达成共识，依据前期勘测绘制的地图，确定了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全长.47公里，确定了两国边界线的具体走向及其位置，标定了中尼边界沿线共计79个界标与98个界桩位置及其坐标图，并在实地树立了界标与界碑。经过中尼双方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圆满完成各项勘界工作程序后，年1月20日，中方全权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尼方全权代表、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至此，中国和尼泊尔两国之间的边界全线正式划定和标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正是靠着老一辈外事干部流血流汗的辛勤努力，创建了崭新的西藏地方外事机构和外事事业，驱逐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强加给西藏的种种不平等特权，巩固了中国西藏地区的边疆边防，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和主权完整。

西藏外事机构（中共西藏工委外事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于年9月正式成立后，内设机构为三科一室：一科为综合科，兼理签证事务；二科为对印事务科，三科为对尼、不、锡事务科；资料室负责涉藏事务与边界界务资料翻译与研究整理工作（12）。这一机构设置和职责范围一直维持到年自治区成立。

年9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宣告诞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随之正式成立。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机构之一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处，根据管理权限，仍然为外交部直属派出机构，实行以外交部为主的外交部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行政体制，内设三科一室的职责范围做了重新调整，一科为综合科（行政事务科），二科为领事与涉外事务科，三科为边界调研科，资料档案室划归一科。杨公素处长于年调往北京后，由杨宗欣同志接任其职务。自治区成立后，杨宗欣同志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外事处处长。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进一步完善内设机构和壮大队伍的同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议并报外交部批准，外事处先后设置了阿里外事分处（年7月成立，年撤销，文革结束后恢复）、江孜外事分处（年7月成立，年随地区一并撤销）、亚东外事分处（年7月成立，文革期间撤销，改设为亚东县边境事务管理办公室）、日喀则外事分处（年7月成立，年撤销，文革结束后恢复）、聂拉木外事分处（年7月成立，兼理吉隆外事，年撤销，文革结束后恢复移址至樟木镇，改称樟木口岸外事办公室）和吉隆外事分处（年6月成立，年撤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外事机构与干部队伍都受到冲击。西藏外事处随国家机构管理体制改革被下划到自治区，其各有关分支机构基本上全被撤销。在机构变动过程中，分支机构的部分干部被划归了地方，如亚东外事分处的邓邑、王武云夫妇和陈玉藻等；外事处部分干部以种种问题不宜于从事外事工作而被调离了外事干部队伍，如唐夕类同志以家庭出生有问题为由被调去了自治区石油公司，杨存仁同志以有海外关系为由被调去了拉萨市公安局。

年3月，西藏外事处撤销，改设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内设科室及其职责范围不变。

年8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外事组改设为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外事办公室，列为政府直属独立机构，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竞波同志兼任主任，内设机构由科改处，其职责范围作重新调整：一处为行政处，二处为领事与边界调研处，三处为礼宾接待处。

年8月，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外事办公室改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人大副主任陈竞波同志兼任主任，旺堆扎巴、张祖极同志为副主任，内设机构及其职能不变。

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西藏分会在外办正式挂牌成立，自治区党委书记巴桑同志为首任会长。同年12月，根据国家与自治区大力发展西藏旅游业的战略部署和机构设置意见，外办以三处全部人员为基干组建新的二级机构——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筹备处和中国国际旅行社拉萨分社，孙健为首任处长兼经理，办公与游客接待地点迁至经自治区批准从西郊招待所专门划出的片区。外办机构与职责范围再次调整：一处的职责范围不变，二处负责领事业务和礼宾接待事务，三处重新恢复为边界调研与边境事务处。年，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正式挂牌成立，行政上隶属外办，经济独立核算，外办副主任阿沛·仁青兼任旅游局局长。

年12月，自治区政府机构改革，西藏自治区旅游局与外办脱钩，升格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厅局级独立机构；外办撤销独立建制，划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二级机构，原外办主任旺堆扎巴同志调到自治区人大任职，外交部援藏干部、原外办副主任于武真同志改任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兼外办主任；原有干部职工中，部分同志调往其他单位，部分同志调回内地。

～年，外办在一步步重新恢复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过程中，内设机构逐步完善，人员编制逐步扩大。

文革中，西藏外事工作和外事干部队伍建设陷入停滞时期，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的老一代外事干部因种种原因先后内调。年10月我进入外办大院时，外办仅剩张祖极、刘建阳、陈瑞略、税毓琳、冯建民、杨存仁、程芳芸、徐承濂、冯其友、唐夕类、倪琢成和葛冠宇等十来个老人（还有尚留在亚东边办工作的老外事处干部邓邑和陈玉藻）。年，除葛冠宇同志在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岗位上继续工作至退休，其余老同志则先后全部内调。其中：冯其友和陈玉藻两位处长回到四川老家安置，其他老同志则基本上都调回了外交部各相关司局。这些“老外事”们，几十年如一日，从雄姿英发干到银丝满头，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西藏！

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儿孙！这既是当年老一代援藏干部的自我调侃，也是他们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早年，绝大多数内地干部职工都是只身一人来到西藏，妻子大多在老家或原工作单位，因而夫妇子女不得不长期分居两地甚至多地。据自治区党委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族干部中，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高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就我所知，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藏的刘建阳、税毓琳等老同志，抛家舍子，只身一人在藏工作数十年，直到年近离退休才得以调回内地与家人团聚！即便夫妇都在西藏工作，由于高原缺氧与环境险恶，也不得不将子女长年寄养在内地老家父母、配偶或亲属处。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角度说，很多老一辈援藏干部不仅缺失并牺牲了家庭人伦之情，更在于子女因缺乏父母关爱和教育而造成不可弥补的诸多身心发展和人生历程的缺憾！

陈瑞略副主任，福建省建瓯县人氏，生于年，虽在外工作已数十年，但乡音难改，仍操着一口有趣的闽南腔普通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何阿姨与陈处长成婚并进藏参加工作，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会计。婚后至今，两口子一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在大院里的藏汉族干部和家属中有着极好的口碑与人缘。

陈处长夫妇俩，一个性格沉稳，为人朴实厚道，行事本分细腻；一个性格开朗，为人谦和善良，热心快肠，这符合我一贯主张并遵循的为人与行事风格，因而与他们夫妇二人一结识便有一种自然亲近与信任感。我调到外办即在陈处长手下工作，因而到他们家串门最多，蹭饭最多，交流也最多，得到他们夫妇俩的关心照顾也自然最多。某种意义上，我在外办的成长，与陈处长的影响、教育和培养密不可分。

欢送陈瑞略副主任夫妇内调

前排左起：尼玛加布，陈瑞略副主任，何金城（所抱小孩为笔者之子邓草心），李春兰（所抱小孩为王惠玲之女刘宁）

后排左起：邓和平，刘仁杰，巨建华，谢树荣

摄于.5.

冯其友处长，四川宜宾人，生于年，年从四川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受命援藏。与“高大帅”无缘的冯处长，一张沧桑老脸，一头稀疏毛发，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因而办里上下都不约而同地称其为冯老头。性格开朗且平易近人的冯老头，说话慢条斯理，行事不温不火。满腹诗书文采、满口四川方言的他，时不时会上发言幽上一默，会下与人交谈插个科打个诨什么的，尽管在年龄上隔着代，仍然很得单位里年青人的喜欢，那开阔而光亮的天庭，常常是我们年青人之中一些浑球爱拍打逗趣的地方。冯其友夫妇俩于年前后内调回老家宜宾，冯老头在宜宾市外办主任任上工作几年后退休，年因病不幸离世，时年还不满七十。

老少同事留影

前排左起：李春兰（邓和平爱人），陈大远（冯其友爱人），陈瑞略（外办副主任），王慧玲（一处机

要秘书），肖曼元（一处会计）；

后排左起：邓和平，协绕嘉措（一处处长），旺堆扎巴（外办主任），葛冠宇（三处干部，后调旅游局

筹备处），冯其友（二处处长）。

摄于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礼宾厅前.11.4.

冯健民、程芳芸两位处长是外办年代进藏的老同志中仅存的两位女性，也是自治区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少有的两位女强人。两位女强人的家庭，也是西藏外事机构自成立以来继谢均安叶雪音夫妇、杨公素伍仪瑜夫妇内调之后硕果仅存的夫妇都在外办工作的双职工家庭。说来有趣，这两位性格十分要强的女人，都各自成功地找到性格温和的男人，且两人的家庭都是姐弟组合，冯健民夫妇还是同校同专业同年级的同学。在西藏风霜雨雪打拼几十年，这两个家庭始终夫妻和睦，妇唱夫随，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婚姻美满。

杨家，布衣范儿的杨存仁老师，说话吴侬软语，待人和颜悦色，办事稳重细腻，尽显江浙文人的雅风；领导范儿的冯健民处长，说话快言快语，行事风火热辣，尽显湖南辣妹子的风采。温和也罢，热辣也罢，说到女儿杨华的乖巧、懂事与出息，夫妇二人脸上总是洋溢着满满的灿烂笑容！

徐家，丈夫——温文儒雅、不苟言笑的徐承濂老师，是外办老同志中能写得一手好诗文的才子；妻子——程芳芸处长精明能干，进退自如，是外办公认的女强人！如果说程芳芸夫妇的婚姻是美满的，历史与社会变革则造成子女多有不幸。程芳芸夫妇的两个儿子与我们年龄相差无多，出生后一直寄养在南京老家亲属处，除与父母常年分居两地，还非常不幸地赶上了上世纪五零后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特殊人生——下乡插队、招工进城、下岗待业等等。他们的两个儿子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招工返城后分别去了一家国营菜场和工厂做了普通工人，不久后因各自单位经营不善破产而都下了岗。长期分离和境遇不佳，导致两个儿子一肚子怨气而与父母长期关系不睦。说到家庭的伤心事，一辈子要强的程芳芸夫妇俩也禁不住泪眼婆娑，莫可奈何。如今年老体迈的夫妇二人，尽替着儿女着想，在北京过着自己照顾自己的退休生活，连小时工都舍不得聘用！我时常想，葛冠宇老师当年把扔在湖南老家妻子身边的大儿子给带来拉萨参加了工作，结局还很不错，徐承濂夫妇咋个就没将寄养在南京老家亲属处的两个儿子，哪怕是其中一个给带到拉萨就业呢？

说到老一代外事干部，我十分怀念改革开放初期外办的两个主要藏族领导同志——旺堆扎巴和洛桑吉村主任。

在西藏的藏族干部中论资历，首屈一指的自然是年在川康藏区一带跟随红军参加长征并参与解放全中国的天宝、杨东生等那批老红军，然后是解放前加入共产党并在康藏地区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平措汪杰、杨岭多吉等一批老革命家，再就是年跟随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以洛桑慈诚、郑英（索朗诺布）为代表的一批来自于川甘滇青地区的藏族干部。

年8月，驻扎在川西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以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为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并更好地推进后续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部队在进藏前特地从川西康区一带招募了一批优秀藏族青年随军入藏，旺堆扎巴和洛桑吉村俩人便是其中一员。旺堆扎巴和洛桑吉村俩人个子都在一米八以上，人高马大，身板壮实，称得上是威武剽悍的典型康巴汉子。经党的教育培养、平叛战争考验与民主改革锻炼，这批川籍藏族青年迅速成长为西藏建立人民政权后的第一代藏族干部和后来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部门中的主要领导骨干。这批来自于区外的藏族干部，参加革命早，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多数人又上过几年学，能读写说汉藏两种语言文字，因而成为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和西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骨干力量。

旺堆扎巴，四川甘孜州理塘县人，年年中从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任上调任西藏外办副主任，协助陈竞波主任主持办里日常工作，年年中调任西藏自治区交通厅厅长；洛桑吉村，四川甘孜州巴塘县人，曾任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委书记、日喀则地区行署专员，年8月调到拉萨接替陈竞波同志任自治区外办主任，两年后于年年底因病去世。洛桑主任去世后，旺堆扎巴同志再次被调回外办接手主任直至年年底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职。

两位主任长期在地方工作，抓基层政权建设，抓农牧业生产，都是一把好手，到外事部门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则是进入了一个全新领域。尽管如此，他们到任后很快调整视域和思路，正视困难，努力学习，大胆工作，很快便进入角色。两位主任虽然在外办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任职时正处于西藏地区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地方外事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外交部指导下，他们团结全办上下，解放思想，主动作为，为在外办建立一支政治业务双过硬的干部队伍，为拓展新时期西藏外事工作的新局面，为推动西藏旅游事业从无到有的大发展，为维护西藏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维护西藏的民族团结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殚精竭虑，尽职尽责，完成了自己肩上所担负的那份历史责任。尤为可贵的是，两位主任都是坚定维护汉藏一家亲、共建新西藏的努力践行者。自幼生活在汉藏杂居地区的两位主任，了解华夏，了解汉族，心胸豁达，富有智识，堪称民族团结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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