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小史（二）·“钦定章程”与金瓶掣签

上回说到达赖五世和班禅六世朝圣，但西藏依然是在黄教势力、蒙古势力和清廷势力的共同影响下。特别是蒙古势力，一方面是作为抵抗藏巴汗的外援进入的，政变完成后，达赖和班禅自然是吃干抹净，蒙古势力也就受到当地黄教势力的排挤。另一方面，此时又是满蒙融合的大背景，清朝拉拢蒙古贵族同时又多方削弱蒙古各部势力。因此，蒙古与清廷的矛盾，蒙古与西藏的矛盾就逐渐升温了。

传到六世达赖的时候，这位活佛就是那个名气很大的仓央嘉措，一个小清新的活佛，他没有继承格鲁派宗教学霸和政治高手的光荣传统，一心只喜欢诗和妹子，结果遭到固始汗之孙拉藏的废黜，而无力还击，郁郁而终。

固始汗一系属卫拉特和硕特部，而此时蒙古势力中最强大的新疆准噶尔部也崛起了，并控制了西藏。我们都知道，康熙曾经耗费巨大精力打击西北的葛二蛋，哦不，噶尔丹势力，就是这个准噶尔部。噶尔丹这个人很熟悉黄教那一套，早年在西藏当喇嘛，躲过了蒙古内部的斗争，后来其兄长大汗被杀，噶尔丹从西藏回去夺去了汗位，颇有点当年晋文公重耳在外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申生在内却限于斗争而亡的味道。可见，权力的游戏不分国界，也不分民族，熟读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是多么重要啊。

我说噶尔丹有点重耳的味道，可不是瞎说，噶尔丹即位以后整肃准部，占领叶尔羌汗国，打压回部，是当年的铁杆穆黑。对于蒙古各部呢，手段更加强悍，干脆消灭了和硕特部，驱赶了土尔扈特部，土部被赶到伏尔加河一带，只有杜尔伯特部闷声发大财，一直十分低调免于毒手。此时的新疆、青海、西藏和蒙古眼看着都要听命于准噶尔了。

康熙觉得湾湾是大清的心头之患，年派施琅收了它。后来看来，湾湾不过是癣疥之疾，准部才是要害。于是对西北多次用兵，这一用就是几十年。爱新觉罗家颇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把华夏世界的问题解决完不罢休，康熙晚年从准部手里夺回了西藏，但并没有控制住准部。雍正乾隆继续对西北用兵，直到年，才最终攻灭准部，用时67年，因为清廷与准部之间实在血债太多，最终采取近乎屠杀的办法血洗了准部。

（“汉置都护，唐拜将军，费赂劳众，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义，勒铭格登，永诏亿世。”——平准勒铭碑，新疆昭苏）

清军平准是古代史末期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远远超过维护帝国统一本身。读历史的时候，不能只盯着一个地方，一个事件，而要能广泛联系，因为历史是一个整体，特别是中国古代史，西藏的历史往往需要从蒙古这边分析。而分析了蒙古问题，其结果影响的又远不止西藏。

简单说几点，清军平准之后血洗准部，造成了新疆人口结构的变化，蒙古族不再具有压倒优势，回部也就是后来的维吾尔人得到了发展空间，这影响可能还得延续数百年。为了平准，清廷设立军机处，这是政治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是古典中央集权登峰造极的标志。而准部之所以难以剿灭，又因为其背后有沙俄的支持和挑唆，这也直接影响到近代俄国和苏联对中亚不断蚕食和中国的被迫行动，比如左宗棠入疆、三区革命和王震平叛。平准以后为填补人口空白，清廷引入西边哈萨克等部入疆，引入蒙古其他部族，甚至还引入了满族的近亲东北的锡伯族入疆。这也部分决定了今天新疆的人口比例，比如佟丽娅是锡伯族人，本该出生在东北怎么就出生在伊犁呢？而陈思诚作为一个沈阳人跟佟丽娅或许就有独特的亲切感，你看，学历史不仅仅长知识，用好了还能八卦。

准部完了，但西藏还在，后来西藏在雍正时期又出现了叛乱，这次造反的是藏王。清廷平叛以后，在总结历次斗争的基础上，终于明白，一味的搞藏人治藏完全自治是不行的，一国两制还要派驻港部队呢。雍正设立驻藏大臣，地位等同达赖，乾隆时又将政务交给噶厦处理，彻底终结了藏王的历史。那么，西藏总是这个样子是不行的，叛来叛去，权力分配不均，中央的的权威也得不到贯彻，于是朝野高呼“一定是体制问题”，乾隆陷入深深的沉思。公元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进犯西藏，攻入了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求援。乾隆派福康安入藏平叛，福康安雷厉风行，打败了廓尔喀人，被誉为“日喀则之虎”（手动斜眼）。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多岁了，深感要做实权老人，哦不，十全老人，不解决西藏问题是不行的。

乾隆心想，西藏是属于大清帝国中央政府的，西藏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照基本法去产生，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咦，基本法，西藏好像还没有基本法呀，这个司法部，哦不，大理寺，哦不，理藩院赶紧学习一个。于是，平定廓尔喀之后，中央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俗称“二十九条”，作为处理西藏问题的基本法。可见，“一国两制”是一个伟大创举，但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至少乾隆处理西藏问题，就可以看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结果，所以说乾隆是大清的长者，不仅活的长，其代表作“十全武功”与“三个代表”暗合。乾隆禅让后又干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太上皇，等于干了六十四年皇帝，就有某些不臣说他“退而不休”，简直一派胡言。当然，落马的大老虎和珅确实是他一手栽培的。

（大清长者，十全老人，续命高手，退而不休——乾隆帝）

既然乾隆说了“钦定”，那么达赖和班禅就不能硬点，因为中央的决定权是很重要的。于是，“章程”就落实了下来。章程规定了西藏的权力分配，确认了驻军，划分了班禅和达赖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

比如，“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青海蒙古王公前来迎请西藏活佛，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并行文西宁大臣，以便查访。”“今后廓尔喀、不丹、锡金等藩属之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指示缮写。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须请驻藏大臣查阅。所有噶伦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属通信。”

可以说，到此时，驻藏大臣真正成为封疆大吏，是西藏最高行政官员，中央对西藏建立起了不同于此前仅仅臣服中央的管辖形式。而且，内地还为等级森严的西藏带了一些观念上的变化，比如“普通士兵有战斗能力者，虽非贵族亦得升任定本甚至逐级升至代本”，这是农奴制西藏难得的一条晋升通道，而秦代的二十等军功爵制，距此已两千年。

此外，章程还钦定了此后西藏一些基本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本身也是对历史习惯的确认。比如，达赖驻拉萨，统领前藏并管辖整个藏区，班禅驻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管理后藏。这样，以成文形式规定了达赖与班禅地位相同的基础上，达赖实权较高的原则，并划分了势力范围。噶厦作为西藏行政机构，处理日常政务，设噶伦，僧俗兼备。当然，钦定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产生活佛，这是权力的根本问题，清廷的办法叫“金瓶掣签”。

活佛的转世灵童能出自自己势力范围，对各个派系都是一件极为有利的事。因而，选定灵童往往就意味着权力斗争，僧俗斗争，教派斗争，地域斗争，所以深陷政权中心的达赖寿命偏短。比如，新中国成立时达赖传至十四世，班禅传到十世。而两者都以宗喀巴弟子为一世，四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还处于同一时代，二百年后三百年后竟相差三代人，不过如今的达赖远离权力寿命较长。

（金jin瓶ping是安定西藏的法宝）

清政府采用金瓶掣签的办法，巧妙地借释迦摩尼的“神断”平衡藏内的派系矛盾和利益冲突，同时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的权威，可谓一举两得。此后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世、九世、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及第五世、六世、七世、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均经由“金瓶掣签”产生。自清王朝至今的多年间，仅西藏一地，就有格鲁、噶举、宁玛三派的39个活佛转世系统70余名活佛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十三世、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均为唯一灵童，报请中央免于金瓶掣签得到批准后才可坐床继位。所以说，自乾隆钦定章程以后，无论最终要不要举行“金瓶掣签”的仪式，中央和西藏都在遵守“金瓶掣签”的原则，“掣”是依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请释迦摩尼神断，“不掣”灵童唯一，中央特许免礼。

故而，上世纪九十年代选定十一世班禅时，达赖喇嘛单方面打卦宣称某灵童为活佛转世，并且后来又宣传十一世班禅是假的，甚至声称“金瓶掣签”并非历史定制的行为，本身就是毫无道理的。难道三位达赖三位班禅四位哲布尊丹巴和其余七十多位藏传佛教活佛都是违背传统，叛教乱制吗？他是在利用西方眼里西藏的神秘色彩，塑造自己一人即可决定西藏一切事物的假象，利用别人对黄教和西藏的不了解，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且，这一点恰好又为国际上对华不友好人士利用，达赖也就成了他们资助下的一个橡皮图章。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讲，选活佛本身是一个各方势力，特别是藏内各方博弈的过程，当斗争互不相让时，中央以金瓶掣签堵住大家的嘴，维护一个表面上的团结，中央也落得一个超然地位，各方势力也努力争取中央的支持。而当藏内只角逐出一个灵童时，说明其自身博弈已经完成，达成了统一意见，力量孱弱的晚清和国民政府自然顺理成章的“免于其金瓶掣签”，而这一时期的西藏也逐步失去了中央的控制，直到年。

“金瓶掣签”本身是个好办法，但这也离不开清廷对西藏的控制力。比如钦定章程明确了军事安排，比如该制度的确定是借着福康安击败廓尔喀的余威。总之，实力是制度的基础，制度是实力的工具。强大的实力可以保证制度的贯彻，合适的制度可以便于实力的发挥。孱弱的实力下，合理的制度也无法行使。清政府与钦定章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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